​现在婚姻不是因为爱情而产生，性质在发生根本的改变

现在婚姻不是因为爱情而产生，性质在发生根本的改变

经济学家陈志武说，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曾听一位上海女士说：

以前要丈夫，一是为了有收入保障，但我的收入比老公高；二是为了有未来风险保障，但我有金融保险和投资；三是为了有人干体力活，搬煤、搬东西什么的，但现在什么都可以网上下单、送货上门；四是为了稳定的性生活、生孩子， 现在还非要通过结婚才有吗?

人类婚姻看来要继续演变，这让许多人担忧。

变化中的婚姻家庭

对很多人来说，一听到“婚姻”，就会不假思索地把它跟“爱情”、“浪漫”联想在一起，甚至画上等号。

这当然是错觉，因为人类婚姻和家庭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人际跨期互助、降低生存风险而构造的故事，只是跟迷信相比，婚姻和家庭这两个人类发明不完全是虚构的，而是有实在的生理和经济基础，带来的避险与互助实效也是客观的存在。

陈志武教授在其最新著作《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也有提及，婚姻不是因为爱情而发明，而是定居农耕社会为促进男女劳动分工、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分担以及生子传承所演变出来的。

可是，到了今天，各类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已经非常发达，国家福利和契约制度也日益完善，人们不再需要借助婚姻实现避险或达到资源共享。

《时代》周刊在 2010 年报道，1960 当时，美国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 27% 过着单身生活(包括从未结婚、丧偶和离婚)，73% 过着结婚生活，5% 的小孩由单身母亲所养；但到了 2010 年，48% 的成年人是单身——也就是未婚人数接近一半，超过 41% 的小孩由单身母亲所养。

这种趋势并非美国独有，瑞典 54.7% 的小孩由单身母亲所养，这个比例在立陶宛、意大利分别为 29.2%、20.7%。

中国的趋势也类同，根据民政部的数据，1978 年时全国每天有 800 对夫妻离婚，而到 2017 年每天有 1.198 万对夫妻离婚。

婚姻的性质在改变。尤其是 2017 年 5 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任何州都不可以禁止。根据盖洛普(Gallup)的民意调查，1996 年时 27% 的美国人支持同性婚姻，到 2018 年支持率上升到 67% 。

西欧也是这种趋势，同性婚姻在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挪威、 丹麦、瑞典、葡萄牙、英格兰、法国、芬兰等国都合法；在巴西、阿根 廷、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南美国家，在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同性婚姻也合法。

为什么这么多社会对结婚的兴趣日益淡化，并开始支持同性婚姻？没有婚姻的人类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这些新趋势让各国的保守派感到恐慌，深感危机。

爱情正在战胜婚姻

斯蒂芬妮·库茨(Stephanie Coontz)在《婚姻简史：爱情怎样征服了婚姻》一书中，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爱情历来不是人类婚姻的前提，而是到现代才“征服”婚姻、成为婚姻的核心。

库茨谈道：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还是中世纪欧洲，由于婚姻都用于政治联姻或物质功利，因此婚姻和爱情历来都是两码事，并被认为彼此不兼容；对于欧洲贵族，婚外情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找红颜知己或者浪荡妓女成为一种时髦。

陈志武教授在其最新著作《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讲过，在人类早期到农耕社会，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不发达，国家福利和宗教互助组织都还没出现，人们只好依赖血缘和姻缘这两个体系解决风险挑战，尤其是依靠“养儿防老”。

而这两个体系中，子女是关键，且越多越好，但子女必须是血缘纯正的“亲骨肉”。所以，婚姻约束里必须包括性关系的垄断权，妻子不仅必须能生育，还必须绝对贞洁，所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也就是说，在没有金融和其他血缘外避险工具的时期，婚姻的第一要务是生子，因此利益婚姻只能在异性男女之间，同性违背婚姻的本意，必须禁止。男女性关系也只为生育，不以生育为目的之情欲不被伦理规则制定者所接受。

彼时，人们对单身、不结婚就生子、性生活不为生子、婚后不生子或者结 婚后离婚，都不能容忍。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如今，可选择的金融产品丰富，基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众多，政府福利保障越来越可靠，宗教团体也提供最后的救济保障，现代人不仅不再需要“养儿防老”，而且婚姻也不是安身立命的唯一选择。

换言之，风险保障、经济功能正在从传统的婚姻与家庭中剥离，交由市场和政府去实现，这就解放了婚姻，使婚姻从侧重经济利益转型为侧重感情，让爱情战胜婚姻。

同理，一旦市场与国家福利取代了婚姻家族的风险保障功能，生育就不再是婚姻的第一要务，甚至结婚也可以选择不要小孩，因此，在利益婚姻转型为感情婚姻之后，婚姻就不必限定在异性之间。

也正因为这一逻辑，许多异性恋、同性恋伴侣只是同居，不寻求结婚，或者一辈子单身。

而之所以同性恋者要求同性婚姻合法，是因为美国有 1000 多种婚姻权利，婚姻权利在其他国家也不少。那么，既然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都一样遵照法律交税、尽到公民义务，他们从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也应该相同，不能因性偏好不同而各异，否则就有失公平正义。

换言之，由于历史遗留的“婚姻利益”太多，就不得不给同性恋者一组源于异性婚姻的“婚姻权利”。

瓦解中的传统婚姻

如果婚姻在变化，家庭、宗族内涵也必然跟着变，规模变小，凝聚力变弱，这使得宗族的风险互助与资源共享能力每况愈下。

正如陈志武在其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谈到的，在历史上，各社会通过家族宗族的严密组织与维护，家族势力的传承延续能力一直很强。

一项研究发现，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地区，1427 年富有的姓氏在历经 584 年后，到 2011 年仍然更可能富有，从事高收入的银行等金融职业；世家的长久延续力说明从前的家族凝聚力必须强，否则跨代传承能力不会显著。

但是，那种延续力以过去的人口跨区流动少为前提的，而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的交通和信息技术发生根本变化后，在全球范围内，人口跨地区、跨国界流动大大增加，族人分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现象日益普遍，从根本上瓦解了血缘关系网络；加上城市化带来的城镇地产价格奇高，昔日的宗祠和其他凝聚族人的物理符号都难以为继。

学者们基于佛罗伦萨的历史数据还发现，今天收入的代际相关系数比 1427 年时降低了近一半。

所以，虽然家秩序还在发挥一些效能，可趋势显然渐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