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九大爷

回忆九大爷

每每想起九大爷，他那瘦小枯干而又羸弱不堪的形象便会闪现在我的眼前。

九大爷，姓王，长辈人喊他“老九”，我们这些晚辈都叫他“九大爷”，他的家住在村前的路口处，我们小时下地干活，总要经过他的家门口。包括冬季到干了没有水的坑塘里拉淤泥积肥，也总能看见他的家，那时社会治安出奇得好，家家户户都不需要院子，所以，家里边的情况基本上一览无余。在经过他家的时候，准能看见九大爷，他长着窄窄的脑袋，深深的眼窝，平平的鼻子，干瘪的嘴巴上趴着几根稀疏的黄胡须。矮小的身板上套着一件烂得开花的绿色军大衣，两只手互相伸进袖筒里，倚靠在屋角边晒太阳，堂屋门槛内的九大娘，也在那儿抄着手端坐着。他们那时也就五十多岁吧！生养了四女二男六个孩子，当时，长女已经出嫁，长子当兵在部队。除了老丫头还小之外，剩下的已长大成人，都可以抓公分了。可是，他们家却是十里八村出名的困难户，以至于年年吃救济。

即使这样，也止不住九大娘的哭声。

每到青黄不接的荒春季节，在夜里，总能听到九大娘的哭声，她一边哭着一边嘟噜着自己的命苦！如此折腾到大半夜。第二天早上又没事人一样的呆坐在堂屋门口，只是她的眼睛已经哭红了。再看九大爷，还是一言不发地晒着他的太阳。

那时候，生产队里的轻活基本上都有九大爷的份儿，诸如看麦场、看菜园、烧地炕育红薯苗等，那可是即抓公分又轻巧的活儿。

九大爷走起路来，依旧慢吞吞的，即使在没有风的时刻，那姿势也给人以身处狂风之中的感觉，像是一旦抬高了脚就要被风刮跑似的。看见他，立刻就能理解“弱不禁风”这个成语的准确含义。

终于，有一天九大爷躺倒了。于是，乡邻们把邻村的田医生请了过来，还给他远在陕西汉中的大儿子拍了电报。田医生是本地有名的大夫，不仅懂西医，还精通针灸和艾灸。在等他儿子的那一周里，九大爷的病已经大见轻。儿子回来后，给他买了许多营养品，在他跟前伺候了二十多天才回去，眼见得九大爷手脚上的老皮蜕了一层，村里人戏谑地开玩笑道：“这真是不死蜕了一层皮啊！”九大爷全家由衷地感谢田医生。当然，他们最感谢的还是共产党。他的儿子本来不识字，到部队没有一年就能自己写家书了，而且，还学会了驾驶汽车。村里人说：“搁解放前，他家那六个孩子就养不活！”他们除了在堂屋里贴上一张主席像，别的也不会表达什么！

病好后的九大爷，依旧出工抓公分。

有一年冬天，他负责烧地炕育红薯苗，劈柴来自生产队刚刨下的那片桃树林。我看到别的孩子手里耍着桃木剑，心里痒痒的，就壮着胆跑到村外他烧火的地方，那可是一个月黑头的夜晚。然后大爷短地讨好他，然而，当我向他说想要一条长树枝时，他却不允。扭头用深陷的眼睛看了看我，低低地说道：“那可不管！”后来，见我失望，在我走时还是给我拿了两节一尺见方的小桃木棒，算是对我的安慰吧！

除了正常出工之外，九大爷他们家从不搞家庭副业。他们家依旧困难，他和九大娘依旧呆坐在自己的家门口。

为此，村里一位巧嘴姑姑专门编了两句顺口溜，唱道：“郎的娘，卖红糖，郎的爹，卖茶叶！”不知是讽刺他们的懒，还是羡慕他们的懒呢！

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寻访当地一位抗战时期的老区长时，才重新认识了九大爷。原来，九大爷年轻的时候，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区小队。

一次，日本鬼子通过汉奸提供的情报前来围剿我抗日力量，游击队员在区长的带领下，面对敌人冲上来的马队，一面抗击，一面突围。激战中，九大爷胳膊被子弹打断，他硬是咬紧牙跟着区长突出了重围。那一次，日本鬼子抓走我七名游击队员，全部带到永城太邱集据点，然后挨个灌进喂马用的淘草水，再把他们绑在拴马的枣树桩上，当作活靶子用刺刀活活刺死。

突围之后，区长把九大爷安排到田野秸秆堆里，养了三个多月，他的胳膊才算长好，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胳膊已经不能伸直，更不能负重了。

听到这些后，九大爷的那猥琐的形象在我的心里竟然慢慢地高大起来。我为我以前的浅薄认识而感到羞愧。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九大爷才离开人世。没有两年，他曾经居住的土坯房，就变成了砖瓦房。而这些都是他未曾看见也未曾享受到的。(廉芳2021年8月26日写于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