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的中国名士梦：擅古琴，懂书画，还会写诗，然而他是荷兰人

汉学家高罗佩是荷兰人，这个中文名是他原本姓名罗伯特·汉斯·范古里克（Robert Van Gulik）的翻译。“高”代表范古里克，而“罗佩”在发音上最接近“罗伯特”。

高罗佩在东方文化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他足以与法国伯希和、瑞典高本汉等人齐名。他对古琴、砚台和佛教马头明王的研究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更何况他还撰写了著名的系列侦探小说《狄公案》，累计销量超过百万册。

不过他的职务其实是外交官，从24岁开始，他一直供职于荷兰外交部。在去世之前，他的职位是荷兰驻日本大使。1943年到1946年间，他担任荷兰驻中国的外交官，这很方便他在中国学界交游——张之洞、于右任、郭沫若、冯玉祥、齐白石、徐悲鸿等在他的“朋友圈”中。在此期间，他娶了中国著名官员张之洞的外孙女水世芳，两人一共生育三子一女。如果不是仅仅57岁就因为肺癌去世（据说他一天要抽60支烟），他的人生还会更加成功。

高罗佩全家福

（一）年轻的高罗佩博士

5岁时，高罗佩到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他的父亲在这里任职。高罗佩对荷属东印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关注当地的皮影戏。在小学六、七年级时，他读了儒勒·凡尔纳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作者在书中想象出中国的城市景观和风土人情，这很快打动了高罗佩。比爪哇文化更丰富、更悠久的亚洲文化从此占有了他的精神世界，此时他不过十来岁。

高罗佩年少时表演印尼皮影戏，荷兰奈梅根，1925年

凡尔纳小说

这就是高罗佩成为汉学家的历史背景：滚滚的时代车轮，催生出了这位东方文化的大师。首先，荷兰的海外扩张使它的国民拥有了世界胸怀，荷兰人的注意力并没有停留在小小的荷兰本土，而是望向整个世界；其次，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他在幼年时就具有的海外生活经历，共同促成了他的亚洲兴趣；再次，考虑到荷属东印度政府为高罗佩提供了莱顿大学的奖学金，影响了他的专业选择，我们可以说，正是荷属东印度政府把他的兴趣变成了职业。

1930年9月，高罗佩借荷属东印度政府的奖学金进入莱顿大学，这份奖学金原本为期四年，最后一年将赴中国学习，毕业后直接成为东亚事务局的公务员。曾经在中学时努力自修中文的高罗佩不到两年就通过了主修的中文和第二外语日文的学士学位考试，但不久以后，这份奖学金合同取消了，因为政府希望节省开支。对高罗佩来说，这是不幸也是万幸，他反而能够一路深造下去。1935年3月7日，24岁的高罗佩以《何耶揭唎婆——马头明王古今诸说源流考》在乌特勒支大学获得了文学和哲学博士学位，此时离他进入大学不到五年时间，正常情况下这需要八年，30岁都未必能走完。

获得博士学位后，高罗佩在乌特勒支一家中餐馆请客。右侧第二位是高罗佩。

高罗佩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完美地应用在他将来的研究之中，他具有深厚的语言和文字功底，能够利用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史资料。他的著作不但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条分缕析，辨其源流，撮其旨归，还以宏阔的学术视野来探讨其文化和思想内涵。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二十天，他在外交大臣面前宣誓就任助理翻译，开启了他的外交官生涯。在高罗佩博士五十七岁的生命中，他的行程遍及亚非欧美，曾担任荷兰驻马来西亚大使和驻日本大使，他是荷兰当时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

1965年，高罗佩（中间穿制服者）作为大使与日本方合影

（二）像中国的“士”一样生活

高罗佩一直在追求中国古代名士的感觉。1935年，赴日上任的高罗佩特意在哈尔滨停留了一个星期，住在道里区中央大道上的马迭尔宾馆，这是当时哈尔滨三家最好的旅店之一。不过高级旅店并没有让他开心，他说“那些在自己雅致的小花园里挥笔写诗的儒雅中国学者在哪里呢？他们的面目清秀、身材纤细、年轻美貌的妻子们在哪儿呢？我非常难过，因为我的幻想破灭了。”

1、琴道

1935年，高罗佩注意到中国的琴道。1936年，他以出差的名义离开东京到北京游访，并向琴坛耆宿叶诗梦学习弹奏古琴，这是一次宝贵的指导，因为第二年叶大师就辞世了。高罗佩在北京买了一张旧古琴，从此终生与琴相伴。

1940年，他写下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著作《琴道》，书中不但详细介绍了古琴的历史、制作方法、演奏技巧，还涉及了琴的各种意象和《乐记》等中国古代音乐美学。

他在琴道上的第二大贡献是耗时7年(1935一1941)在日本遍访遗迹，用中文写出了《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这位禅师俗姓蒋，名兴传，字心越，号东皋，是最早把中国古琴演奏方法传授到日本的人。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许士英在序中说:“以三百年前之志士不传于本国，而传于异邦，不传于本国人士之撰举，而传于远在荷兰之学者，探幽发微，以彰明之，东皋有知，得无笑为异数者乎!”

该怎样描述高罗佩对古琴的热爱呢——1943年至1946年，作为荷兰驻华大使馆秘书的高罗佩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加入了“天风琴社”，得以与中国的古琴爱好者结交。陈之迈提及高罗佩曾弹奏古琴来为抗日募捐，还回忆说：“古琴是相当笨重的乐器，但高罗佩习惯于把它带到重庆的各种社交场合，喜欢在饭后给朋友们弹奏几支曲子。”古琴演奏家张子谦则在《操缦琐记》中记录道：“高君奏《长门》，颇有功夫，惜板拍徽位稍差，据云能操八、九曲，异邦人有此程度，尤其对于琴学一切，几无所不知，徇是惊异。”这八九曲里包括著名的《高山流水》。

2010年，重庆的中国三峡博物馆对馆藏古琴进行整理，意外发现其中一张“松风”琴为高罗佩旧物。此琴原系杨少五收藏，大约是高罗佩赠送给他的。2011年3月，高罗佩之子托马斯到中国三峡博物馆讲演，证明此琴与高罗佩遗物中的一张仲尼式琴是“姊妹琴”。高罗佩后人将116件珍贵文物捐出，使两张琴在博物馆中相聚，这批文物成为中国三峡博物馆建立高罗佩私人收藏文物展的基础。

图片来自唐冶泽《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高罗佩“松风”琴考》

高罗佩（左一）参加重庆琴家杨少五家中古琴雅集

2、书画

高罗佩从二十岁时就开始学习书法，他的夫人水世芳说：“从我认识他，一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中断过练习中国书法。”

在东京的大使官邸书房中挂着许多书法作品，包括乾隆手书的“福寿”和“云晴胸天残月朗，春回心地觉花香”的对联。他认为“汉字把深刻的内涵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学习汉字使我非常幸福和陶醉”。

甫至日本，他就和中国驻日本公使馆的三等秘书孙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孙湜精于书画，对高罗佩指导良多。

高罗佩东京官邸中的书房

高罗佩好友孙湜的书画作品

1936年高罗佩开始学习篆刻。1938年他着手写关于中国书画装裱艺术和鉴赏方法的书，这本巨著《书画鉴赏汇编》在1958年才出版，只印刷了900本。他为每本书附上了贴有真正的宣纸和丝绸方块样品的小册子。这些方块是他十几年前在重庆的防空洞中剪出来的，当时重庆常常遭到空袭，他躲在阴暗的防空洞中很无聊，就靠剪这些宣纸和丝绸来打发时间。

他乐于给自己的著作设计和绘制插图，光是《狄公案》一部书的插图就有上百幅。为了避免这些惟妙惟肖的插图被误认为中国古代木刻作品，他在每幅图上都署有“H·R·H”的签名，表示“荷兰罗伯特·汉斯”。

3、文学

高罗佩第一篇汉学论文是《关于<诗经>语言的研究》，发表于荷兰中国文化协会的《中国》杂志上，当时他18岁，还在读中学。《诗经》比较艰深，由此也能见出高罗佩的中国语文功力。大学一年级时，他翻译苏轼的《赤壁赋》，1933年，他写了《五柳先生传》，他还曾经计划根据中国古代以死亡为主题的诗词和故事写一本书，不过没有来得及。

高罗佩看起来像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甚至比真正的中国文人更加保守。他在重庆任职时曾与许多中国文人交往，据说他能够写中国旧体诗词和他们唱和。他终生保持着使用文言文写作的习惯，讲到中国时常称 “吾华”。他认为文言文是高雅的，拒绝用白话文写作，描写东皋禅师时，他是这样说的：“师之为人也，恬淡温雅，高静寡欲，宽简大量。身长七尺，雪眉莲目。具有大人之相。虽附奇才。谦然自韬。”他甚至不肯使用现代的标点符号。当然，他也不喜欢简化汉字。

高罗佩的书法作品

高罗佩曾在精心绘制的一幅中国画上题款:“荷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笑忘”是他自取的字，“芝台”是号，“中和琴室”是书斋名。他习惯地给自己的书房起一个风雅的名字，最初以荷兰驻广州贸易公司（商行）为名，称“集义斋”。后来他为了躲避战或而运往巴塔维亚 ( 今雅加达) 的 40 箱收藏品反而在轰炸中全灭，就给重庆的小书房取名“犹存斋”，表示“我丧失了所有物质性资产，留下来的仅仅是我的信心”。订婚的时候，为图喜庆，他的书房改名“吟月庵”。十年后他升职，又改为更严肃的“尊明阁”。“明”不但代表光明，还暗含着“明朝”，因为他最喜欢中国的明朝。

（三）娶了张之洞外孙女的中国女婿

1943年9月11日，33岁的高罗佩在重庆和认识数月的水世芳订婚。

水世芳比他小两岁，祖籍江苏阜宁，生活于北京。她的家世称得上显赫，晚清洋务派领袖张之洞是她的外祖父，父亲水钧韶年轻时留学法国，曾经担任驻列宁格勒的大使兼总领事。据说他乘坐专列赴任，二十多个车厢里运载着家庭仆人加上二十五个厨房工作人员。

水钧韶

日军侵华后，水世芳为继续求学西南联大而南下长沙，通过越南河内抵达昆明，最终在成都的齐鲁大学获得了社会历史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她担任荷兰驻华大使馆社会事务部的女秘书，由此认识了高罗佩。

热衷于东方文化的高罗佩曾表示“要和一个西方妻子永远幸福，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实现共同幸福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我应该与一个亚洲女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女人结婚。”高真是一位“精神中国人”，他给妻子起了个文雅的“昵称”：绮琴。水世芳坚称“他不是外国人！……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

高罗佩和水世芳的婚礼

1943年12月18日，高罗佩和水世芳在重庆基督教思恩堂里结婚。举行婚礼时，新郎家没有人出席，新娘的父母也没有到场，当时的重庆还在硝烟弥漫之中，这可以称为战场上的婚礼。婚后他们即飞往印度，半为出差半为度蜜月。水世芳回忆说，“在重庆的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年”，她很快就知道，作为一个外交官夫人，学会荷兰文、英文和法文大约并不算难，但每隔两三年就易地任职是一件多么头疼的事情。

高罗佩和水世芳合影

总体来看，水家对这位女婿是比较满意的，这也许得益于水钧韶和西方打了多年的交道，并没有强调中西之别。1944年9月30日，高罗佩的长子威廉出生在重庆的防空洞。许多年后，只有这个大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成为博物馆长。

（四）一不小心写出的畅销书《大唐狄公案》

1940年，德国占领荷兰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愈演愈烈。1941年12月9日，日本袭击珍珠港，1942年3月10日，荷属东印度投降。

作为荷兰驻日外交官的高罗佩于1942年7月底登上“龙丸号”轮船，这是日本和荷兰交换外交官的场所。他只能携带一只皮箱，皮箱里装着他的两份书稿和几本随手放进去的中文书籍，包括《武则天四大奇案》（即清末无名氏创作的公案小说《狄公案》），这是高罗佩日后创作《大唐狄公案》的导引。

高罗佩也许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毕竟这是和东方文化研究、外交完全不同的领域。当他写作狄仁杰故事时，大约只是“玩票”的态度。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作品居然获得了普遍好评。他说：

“当我发现书市上有大量的日本年轻作家写的关于芝加哥和纽约的三等侦探小说时，我决定发表我的《狄公案》的英译本，以向那些作家展示古代中国侦探小说中有非常多的好题材。我自己出钱出版了那本书，结果它非常畅销，在六个月已经把成本捞回来了，而且还赚到了可观的利润。”

狄仁杰的故事见之于《旧唐书》《新唐书》。他出身太原狄氏，现在太原市南郊的狄村被称作狄仁杰故里。他是唐代武则天时代的大臣，据说“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高罗佩以狄仁杰的名义，虚构出包括15个中篇和8个短篇在内的一系列侦探推理小说，直到他病情恶化的前一夜，还坚持写完狄公故事《黑狐狸》。

高罗佩的文化积淀深厚，各种中国器物随手拈来。高罗佩家中收藏有一件在日本购买的晚明四扇雕漆屏风，他以此写出了狄公故事《四漆屏》。《五朵祥云》中的主题物为“五朵祥云”，这实际是一种计时焚熏的印香炉，又叫香篆，铜盘内有梅花五瓣各缭绕一圈盘香。

香篆示意图片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小说，《狄公案》与历史上的狄仁杰关系并不大，甚至这部小说并没有严格置于唐代的历史背景之下。高罗佩《玉珠串》中出现的重要道具“算盘”，实际上在15世纪才在中国广泛使用。高罗佩承认说，“我画的小说插图，无论是社会习俗还是人物服饰都是明代的翻版，与唐代并无多大关系。”

《狄公案》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作为畅销书，它以各种中国文化元素从正面强化了“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殖民主义浪潮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隔膜或误读。

（四）结语

1967年9月24日8点20分，高罗佩因肺癌而病逝，年仅57岁，《大唐狄公案》再也没有新篇。

对高罗佩的东方学研究，我们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鲜明特点：

第一，高罗佩对东方文化的态度是“置入式”的，与大多数其他海外汉学家以“自我——他者”的研究态度来对待东方文化不同，高罗佩把自身当做东方文化的感受者、体验者甚至从事者，这使他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而准确，他是连接中西方文化的伟大桥梁；

第二，与19世纪时的东方文化研究者不同，高罗佩对东方文化并不是出于侵略或掠夺的需要，而体现出一种温情脉脉。如果说西方文化初初面临东方文化时主要体现为进攻性的话，那么在高罗佩所生活的年代，殖民主义的势头渐弱，原本被殖民的亚非拉地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纷纷独立，这使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一种更平等、更尊重的态度来面对曾经被视为落后、愚昧的东方文化；

第三，高罗佩采取了一种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态度，他不离书斋又走出书斋，不离艺术又超越艺术，他能够有一种更有高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化，对于强调实证的西方学者而言，他强于利用大量中国文献进行理论探索，对于强调书斋的中国学者而言，他又能够结合实际的工艺、原则，结合了两者的长处，保证了研究成果的长盛不衰。

方豪认为，高罗佩的研究具有一个共同主题，即“关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前途以及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将他引入艺术、书法和音乐的境界。”这是他在各个领域都成为精通者的原因。

高罗佩生前喜欢用口袋记事本来记录每天发生的事件，这个笔记本上曾写上两句诗：“欲识泉石心，须得松风意”，这大约是他自己作的诗，是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仰慕者的志趣和理想。